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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到新沂物流公司如何選擇兩類供應鏈體系客觀上存在著諸多的不同之處，很難以用一個標準來衡量和促進。企業如果不加區分地開展供應鏈協同服務，便很可能會失之于粗糙、籠統、表面、低技術含量。兩者的不同顯而易見，比如，從貿易服務方面來說，前者是交易單數極多而每單的交易額很低；后者是交易單數未必很多，但每單的交易額要大很多，工作的側重點就要大不一樣。從服務方面來說，前者可以依據C端客戶的交易習慣和誠信記錄等大數據提供；后者雖然也可以參照大數據，卻不得不更看重能管控的實物擔?；虻谌降膶嵙?。因為一個自然人，如果次的交易記錄和信用記錄是良好的，銀行就可以基于這樣的數據來信任他，批準他的，即使出現失信的情況，損失額也不大，可以因發生的概率較低而被銀行接受。

而如果是一個企業則不然，因為企業的額度遠遠高于個人的額度，即使它次的貿易記錄和信用記錄都是良好的，也不能排除它有可能在下一次違約。如果它沒有提供過硬的擔保措施，銀行在制度上和在現實中均不會僅憑之前的數據就給它。在大宗商品的質押業務中，管控好用于質押的貨物是安全的根本——這幾乎是一條鐵律。所以，就服務來說，無論解決問題的業務模式還是技術方法，前者與后者的側重點都很不一樣。至于物流方面，不一樣的地方就更多了。所以，我之前也一直主張物流業該按消費品（生活資料）物流和大宗物資（生產資料）物流進行細分。比如，前者的物流服務更在意是否便捷、高效，交付是否及時；后者的物流服務更在意是否安全、經濟，交付是否符合計劃。

直觀上看，操作兩類業務的物流硬件設施的規劃布局、功能設計就大不一樣，技術裝備和操作流程更是相去甚遠，而兩類業務的從業人員更是南拳北腿，隔行如隔山，難以相互替代。至于兩類業務所需要的政策條件、人文環境等等，也都大相徑庭。因此，要想提升物流業乃至供應鏈服務行業的運行質量，實現從粗放到精細，從做大到做強的提檔升級，就要先完成對兩類業務的細分，并在細分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然后用不同的標準去比較，用不同的措施去促進。以物流行業為例，如果在“從無到有”的早期階段還可以籠統而論，那么到了“從有到好”的現階段，則必須給予細分。不細分，別說怎樣促進發展，就連為什么同屬于物流業的兩類企業會存在那么大差別的問題都解釋不通。

看看京東、阿里的物流業務板塊，再去參觀一下中儲、中國外運的物流業務板塊，無論其物流中心的選址，還是場區內的建筑布局和樣式，還是設備器具的配置，還是員工的工作內容，還是操作的貨物品種和形態，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發現兩者之間的大不一樣。對差別如此之大的兩類物流企業，用同一個尺度衡量，同一套政策促進，怎么都不能說是科學的方法吧。關鍵詞：大宗商品供應鏈領域的群雄逐鹿《中國儲運》：聽了您的介紹，確實認識到了兩者的區別，也明白了以前一些困惑的原因所在。您前面列舉了京東、阿里是消費品領域針對C端客戶的供應鏈協同服務商中的代表性企業，那么在大宗商品領域針對B端客戶的供應鏈協同服務商的代表性企業目前有沒有呢？李勇昭：首先。

京東、阿里為代表的一些企業已經在消費品領域里針對C端的客戶需求提供了日臻完善的供應鏈協同服務，并且很好地展現出了具有典型意義的商業模式和技術方案。但他們目前還不是服務于B端客戶的大宗商品供應鏈協同服務商。并不是他們不想把服務擴展到大宗商品的2B端領域，而是前者的成功模式無法照搬到后者上面來。不僅是他們，迄今為止凡是按照這個思路建設的服務于B端客戶的大宗商品供應鏈項目還沒有成功的案例。這也印證了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難以跨越的行業邊界。有人將兩者表述為“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并闡述了兩者之間的種種不同。其次，雖然在大宗商品領域針對B端客戶的供應鏈協同服務企業并不少，但他們多是以線下服務為主的傳統型的供應鏈服務企業。

這其中可分為側重貿易服務+服務和側重物流服務+服務的兩類服務企業。我們姑且將這兩類企業稱為甲種服務商和乙種服務商。甲種服務商常常被業界俗稱為“托盤商”，其開展的此類業務基本上被視為“性貿易”，即以貿易服務的形式隱含服務的實質。“托盤商”關注的是與賬期相關聯的差價，對控貨、控價、控制上下游渠道不甚關注，或不能掌握實質上的主動權，因而風險較大。而乙種服務商關注的是通過物流環節實現控貨和所控貨物能夠在必要時變現。這是一種依托自管的物流服務環節，利用自身的便利條件，以自營貿易的方式完成的供應鏈業務，業界中也有人稱之為“商物流”。我想了一句廣告詞或許可以來概括其特點——“我貿易，所以我物流；我物流，所以我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