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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到永州貨運專線價格較年的6%上升了7個百分點（圖8）。可見，中國大陸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更多地偏向于出口中間品，由進口國再出口至第三國。要注意這里是增加值的視角，其實分不清到底是出口中間品還是轉口貿易，只能得到中國大陸出口這些數量的增加值再被重新出口到第三國。從年的國際對比來看，中國大陸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在全球主要出口地區中處于中下游，整體結構與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相似（圖9）。日本、韓國、美國是中國大陸出口中三大增加值來源地。從中國大陸出口中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增加值占比來看，年排名前三的地區是日本（%）、韓國（%）、美國（%）。以日本為例，在中國大陸年萬億美元的出口中，來自日本的增加值占比為%。而來自美國的增加值占比不斷降低：由年的%。

到年的%，再到年的%（圖），表明中國大陸出口中對美國的進口依賴程度不斷降低。德國、中國、韓國是中國大陸出口中去向第三國（地區）多的三大目的地。從中國大陸出口中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出口的增加值占比來看，年排名前三的是德國（%）、中國（%）、韓國（%）（圖）。以德國為例，在中國大陸年萬億美元的出口中，%的部分出口至德國并由德國再出口至第三國（地區）。可見，亞洲各地區之間貿易是中國大陸全球價值鏈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區域化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特征。電子、計算機、通信設備是主要的全球價值鏈產品。從年中國大陸主要出口產品的增加值占比來看，排名靠前的產品主要集中于電子、計算機、通信設備，例如：電子計算機（%）、電子電器（%）、通信設備（%）、電器元器件（%）。

而部分出口產品的增加值占比并不高，例如：家具（%）、服裝（%）、（%）（圖）。什么決定全球價值鏈？、低勞動力成本沒有那么重要世界銀行將決定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因素分為四類：要素稟賦、市場規模、地理、制度。對于要素稟賦來說，重要的是擁有大量的低技能勞動力，這樣才能吸引到足夠的FDI。對于市場規模來說，大型經濟體有能力建立完整的產業鏈，避免中間品反復進出口帶來的成本，而采用更自由化的貿易政策能夠提高市場規模。對于地理來說，更靠近全球貿易網絡樞紐（中國、德國、日本、美國）的國家或地區更有可能參與全球價值鏈，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對于制度來說，貿易協定有助于改善制度，提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

因此，單個因素（關稅、勞動力成本）不能決定某國、某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實際上，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純粹的低勞動力成本不能成為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必要條件。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2]顯示，對于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國家和可比地區來說，GVC產品與大部分因素顯著相關，其中相關性較高的有：物流連通性（）、人力資本（）、制度資本（）；而與工資競爭力之間甚至不相關。非GVC產品則與大部分因素都不相關，相關的因素是工資競爭力（表1）。可見，純粹的低勞動力成本只能使某地區、某產業進行非GVC產品的生產，而不能確保某地區、某產業參與GVC產品的生產。我們在前期報告《東南亞能承接多少制造業？——產業轉移專題之一》已經比較了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各項成本（在此不再贅述）。

發現中國勞動力成本和稅負基本上高于東盟八國，但其他投資成本仍較低，具有相對優勢。因此，在全球價值鏈的背景下，東南亞國家想要純粹依靠低勞動力成本就取代中國大陸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中樞地位有較大難度。這也是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地區只占全球所有地區的很少一部分的原因（圖）。全球價值鏈帶來了各國制造業要素投入的趨同性，提高了進入門檻。從-年，主要國家的制造業全球價值鏈要素投入變化模式大致一致：提升了資本和高技術勞動力占比，降低了中低技術勞動力占比。平均來看，資本、高技術勞動力占比分別提升、個百分點，低、中技術勞動力占比分別下降、個百分點（圖）。這樣的要素投入模式變化與全球價值鏈使得技術進步更容易擴散不無關系，變相提高了進入全球價值鏈的門檻。

增加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僅靠低勞動力成本加入全球價值鏈的難度。對于中國大陸來說，一方面在營商環境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圖），能夠部分彌補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困難；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相比美國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圖），只要生產率的提升速度快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幅度，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于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影響總體可控。從東亞地區的產業轉移升級模式來看，遵循著紡織品-重化工-汽車家電-芯片計算機-互聯網的路徑，各地區一段時期內的主導產業與發展階段緊密相關（圖）。一些產業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可能只是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無需過分擔憂。而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完整的工業體系，疊加政策引導，帶動了產業集群的發展（圖）。